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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共和国任职时间最久的最高检检察长
时间:2017-05-10  作者:阎军 李群  新闻来源:法制日报  【字号: | |

在共和国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张鼎丞任职时间最久,连任三届。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经历了新中国检察事业最曲折坎坷的一段路程。

  在共和国60华诞前夕,本报记者在京访问了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张延忠生在延安,一直跟随着父亲。

  房间里挂着小孙女的书法———“盛世常青树,百年不老松。祝奶奶生日快乐。”年届古稀的张延忠家中其乐融融。

  这位干练的名门之后动作敏捷,快人快语。她感慨地说,如今之盛世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正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张延忠的父亲张鼎丞189812月出生于福建永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华东局第四书记,中组部第一副部长、代部长。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张鼎丞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9年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1964年第三次当选,直到1968年检察机关被撤销。

  他任这一职务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

  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是党的七、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198112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作为我国政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张鼎丞为建立和开创共和国检察事业,确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建设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奠定了基础。

  少奇同志说:让你当最高检检察长,中央已经决定了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看望因患肝炎住院的张鼎丞。张鼎丞得知中央拟提名自己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给刘少奇打电话,表示难以担此重任。

  少奇同志答复,中央已经决定了。张鼎丞没有再说一句话,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从此,张老为新中国检察事业殚精竭虑,奠定基础。

  采访中,张延忠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曾经想过,父亲仅是出身于中国边远山村的一个小学教师,中国的、外国的任何一本法学书既未见过,也未读过。这在全世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中央为什么决定选这样一个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检检察长?他是否担当得起?张延忠说,她思索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似乎得到了答案。

  张延忠说,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与以往任何政权是完全不同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权,人民自己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必定是自己法律的制定者。

  她说,“从19287月闽西根据地创建开始,我的父辈们就制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妇女解放自己的婚姻法,以及土地法和取消租债、保护工商业、肃清反革命等一系列纲领、法律、法规。父亲不仅参与制定了人民的法律,而且从他担任闽西苏维埃主席,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都是人民法律的忠实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新政权的法律是不陌生的。因此党中央提议他担任检察长是有根据的。”

  张延忠强调说,我们的法律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利益,为此必须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和极少数坏人。而这正是父亲一生始终坚持的。

  建议中央任命粟裕为司令员,自己当副司令员

  张鼎丞的秘书、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曾回忆说,张老经常讲,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

  张鼎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党的七大后,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在苏皖地区建立华中军区。在华中分局常委讨论上报华中军区司令员人选的会议上,张鼎丞说,自己离开新四军已经6年,刚刚回到华中,而粟裕长期在这个地区作战,情况很熟悉,因此提议任命粟裕担任司令员,自己担任副司令员。华中分局的常委们认为张鼎丞的提议有道理,同意了张鼎丞的建议。

  中央批准了华中分局的意见,任命粟裕为司令员。而粟裕则电请中央任命由张鼎丞担任这一职务,自己副之。最后中央还是决定张鼎丞任司令员。

  张延忠说,父亲从来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向党伸手要官,但只要是党决定的,无论多么困难,他都无条件接受。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的张鼎丞,临危受命担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和名利,是自己能否最好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工作。在中央拟提名张鼎丞任最高检检察长时,他也是这样。

  1954年,中央调张鼎丞进京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担任代部长。这期间,中央曾决定由张鼎丞担任部长,但他考虑到由政治局的同志兼任这一职务更有利于工作,因此建议小平同志兼任中组部部长,自己担任副部长,做具体工作。

  张延忠说,根据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父亲如果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就有可能进入政治局。但这不可能是张鼎丞的逻辑。

  张延忠说,这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共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取得并巩固政权。

  1964年,66岁的张鼎丞说,我年纪大了,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认为自己不宜继续担任检察长这一职务了。他两次找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请求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此重任。但后来还是选他为检察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拥护关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决定,并身体力行。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他主动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那时他右侧偏瘫,要秘书代他起草辞职书,亲自审定后让立即送出。

  毛泽东表扬张鼎丞是模范共产党员

  张鼎丞一辈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人民和党的团结。因此,他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历来特别谨慎。他既坚持原则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又特别注意最大化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不伤害和尽量少伤害自己的同志。

  张延忠说,在父亲一生的实践中,无论是在苏区、在三年游击战争、在华东,还是在延安整风中,凡是涉及对人的处理时,他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时无法搞清楚的,宁可放一放、挂起来,绝不急于轻易做出结论。他15年的检察长任内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张延忠说,她近来认真看了许多经父亲处理过的历史问题和案件的资料,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今天拿出来看也是可以借鉴的,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反映了父亲一贯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张鼎丞被调到中央党校二部当主任。在彭真同志的支持下,他和副主任安子文、孙志远等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整风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党校二部没有伤害一个干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真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多次赞扬了中央党校二部的整风,表扬张鼎丞是模范共产党员。

  张延忠说,父亲参加共产党几十年,担任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几十年,他自己受过多次打击,受过委屈,但是我从没有听过一个人说,经张鼎丞手处理过的人和事,是冤案。

  采访中,记者看到了1948516日新华社的一份电文,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张延忠的话。

  那是在上海刚解放时,张鼎丞在华东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干部问题的一篇长篇讲话。通篇贯穿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干部问题上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解决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则。

  张鼎丞强调,“在干部问题上决不能操之过急,轻率从事,简单片面,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是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些问题的出现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的。只有坚持两个原则,我们才能“使全体干部无限忠诚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既肃清了敌人,又巩固了自己”

  195510月,张鼎丞发现一些地方在执行镇反政策和法律上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政策界限模糊,有的工作粗糙草率,造成错案。为此,高检院及时向全国检察机关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检察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做好批捕和起诉工作,防止出现偏差,不要错办了好人,对于执行政策和法律上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党委处理。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最高检在全国开展了一次全面性的调查。张鼎丞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南方9个省、市,对镇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他组织高检院领导同志对各路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形成了调查报告,直报彭真、董必武、罗瑞卿等,报告建议在党委领导下由公检法机关联合组织力量进行检查。

  他的意见受到重视。在随后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彭真指出,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

  不久,毛泽东亲自召集了几次会议,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检查镇反工作的指示,并于19567月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长联席会议。

  会议由张鼎丞主持,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央政法四机关成立了9人清案小组,由张鼎丞任组长,还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7个检查组,分赴各地进行典型检查。

  张鼎丞又亲自带工作组到天津、山东等地具体指导检查工作。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检查工作要着重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教育干部,而不要着重于追究责任。

  这次检查工作巩固了镇反斗争的胜利成果,正如张鼎丞所说“既肃清了敌人,又巩固了自己”。

  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张鼎丞就此项工作作了报告,得到大会的充分肯定。

  张延忠说,可能正是因为父亲这样的作风,使得主席和中央一个时期以来认为父亲是最高检检察长的合适人选。

  “配备检察干部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滥竽充数”

  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鉴于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建立检察机关,全国检察干部总共不到7000人的状况,他在中央的指示和支持下,首先大力抓了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他强调:“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任务是庄严的,责任是重大的。因此,配备检察干部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滥竽充数。”

  为了加强高检院的领导班子,1954年任命梁国斌为高检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主持日常工作,原副检察长谭政文职务不变;1955年李士英任副检察长,黄火青任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调整了机构,充实加强了各级骨干。接着慎选和配备了一批资历老、能力强、威望高、作风好的优秀领导者担任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中央督促和高检院抓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进展很快,在不到3年时间里,全国检察机关普遍建立起来了,并且相应解决了编制、经费等问题。到1957年,全国检察干部发展到4.6万多人。

  反对照搬外国经验,指出“一般监督”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一项新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它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在革命的疾风暴雨时期过去后,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依然习惯于过去那种对敌斗争的办法,不善于运用检察制度这个武器。

  张鼎丞总是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运用法律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要求。国家设立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犹如三个车间三道工序,各负其责,各尽其职。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会有利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而绝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张鼎丞还特别强调,检察干部在行使职权时,一定要从办好案件、做好工作、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出发,绝对不能有以监督者自居的特权思想。

  当时,张鼎丞发现出庭支持公诉是检察工作最为薄弱的环节,提出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全部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并进行审判监督。

  中央重视和支持了这一意见,1957年后,检察机关担负出庭公诉任务,公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张鼎丞在领导检察业务建设中,一贯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照搬外国经验。

  当时由于没有经验,检察院组织法照搬了前苏联检察院关于“一般监督”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检察院对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

  经过一段试验和时间,张鼎丞和高检院党组提出,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般监督”不适合中国国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鼎丞始终把“一般监督”限于重点试验和调查研究工作。

  这条事实证明行不通的不妥当规定,随后于1957年停止执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也早已取消“一般监督”的规定。

  作为最高检检察长签发起诉书并决定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

  1954年,侦查处理日本战犯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5年底到19565月,根据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政策,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各地抽调检察干部组成的东北工作团,集中一部分同志起草起诉书,前后十易其稿。

  张鼎丞主持高检院党组和检察委员会反复讨论,定下送审稿。又经过彭真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法学家周鲠生、梅汝璈等共同研究,按彭真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侦查和修改。

  19564月末,将起诉书的最后稿报请周恩来总理审阅,次日即予批准。51日,由张鼎丞检察长签发起诉书并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

  张延忠回忆说,在那个时期,父亲全神贯注投入工作,主持研究大政方针,召开会议,研究报告,审阅签发法律文书,付出了巨大心血,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智慧和魄力。

  处理日本战犯的诉讼活动是按照中国法律进行的,又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事实证据确凿,审判公正;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判决是严正而宽大的,表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独创了“免予起诉”这样一种法律形式。

  经过侦查、审判和改造,使野蛮残暴的战争罪犯恢复了人类的理智,真诚认罪悔罪,变成了反对侵略、爱好和平的新人。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是共产主义战胜了军国主义。”

  在得知重设人民检察院时,眼含热泪拼命鼓掌

  张延忠说,无论何时何地,父亲对党的事业都无限忠诚。在风雨飘摇中,父亲对检察事业矢志不渝,苦力勉力支撑着这座神圣的护法大厦。

  1968年,得知撤销检察机关决定后,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不禁为检察事业的命运多舛,为新中国的崎岖坎坷忧心忡忡。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三部宪法,决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沉寂了10年之久的检察机关,终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在新宪法表决通过的那一刻,张鼎丞眼含热泪,拼命鼓掌。

  而这时的张老因为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已经偏瘫6年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重建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着已重病在身的张老。他虽已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工作,但仍时时关心、挂念我国的法制建设。

  “父亲病重时说,你们好好工作我就很高兴”

  张延忠说,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忠厚质朴,为革命献出了一切,个人毫无所求。他对子女充满了爱,而无放纵和姑息。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有时严格得叫人受不了。1974年,我和爱人王兴都在江西的一个农场工作。我的婆婆李培之(王若飞夫人)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多年,身体已经很差。她只有王兴一个独子。王兴打算申请调回北京。

  父亲知道后对王兴说:“当年我母亲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后来她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被放出来。那时母亲身染重病,可是形势发展很快,新四军成立后我们部队要马上集中,北上抗日。我顾不上看她就奔赴抗日前线了。后来老人家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我相信她不会怪罪我。”父亲这是用亲身经历开导我们。

  谈及张鼎丞的晚年,张延忠充满感情地说,父亲逝世前几年,已经不能走路了。他在家养病,从不让我们请假陪伴他。爸爸病重时,一个弟弟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后,大为生气,叫弟弟立即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们好好工作我就很高兴!”

  后来他已不能清楚地说话了,每逢上班的时间,要是见到我们在家里走动,他就气愤地拍拍椅子的扶手,又指指大门,意思是问我们为什么不去上班。

  小平同志指着张鼎丞的遗像说:一个忠厚长者,一个诚实忠厚的人

  张延忠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早在1972年父亲在一次老同志学习会上就讲过,我死了以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和追悼会这种仪式,一切从简就好。

  198112月,父亲去世前后,我们亲属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多次写信给中央,建议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张延忠的思绪回到了19811216日:“直到父亲逝世的那一天,我和妹妹都还在上班。这些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爸爸的秘书鲁坚同志打电话告诉我:‘1220分,你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放下电话,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人们都去吃饭后,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爸爸的遗体已经送入了太平间。家里安详、平静。弟弟们没有回来。”

  “丧事按父亲的遗愿,像他本人的一生一样,俭朴地处理了。”张延忠沉思良久。

  张延忠说,党和人民给予父亲崇高的评价。小平同志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我家表示悼念。小平同志指着墙上父亲的遗像,深情地说:一个忠厚长者,一个诚实忠厚的人。叶帅专门把我们亲属接到他家,对他的这个忠诚战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198211日上午,一架草绿色的“安二”型飞机从闽南的一个机场起飞,把张鼎丞的骨灰撒在了他长期战斗过的八闽大地。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张鼎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耗尽了一腔热血,摸索开辟了一条正确之路。

  新华社19811222日播发的张老生平指出:“几十年来,张鼎丞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而受到党的表彰,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张鼎丞,这位政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任职时间最久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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